2013年6月17日，对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民而言，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然而，一则重磅新闻，通过各式媒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时间，蒙特利尔人尽皆知。这则新闻随后传到世界各地，包括大洋彼岸的中国。

 

 

　　6月17日清晨6点，魁北克省反贪腐行动组(Unité permanente anticorruption，简称UPAC)把蒙特利尔市市长迈克尔·阿普尔鲍姆（Michael Applebaum）从家中带走，并对他提出了包括贪腐在内的十四项刑事指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此起彼伏。当天，魁北克省省长宝琳·马华（Pauline Marois）表示，“阿普尔鲍姆没有选择，他应当辞职。”

 

 

　　在拘留九个多小时，并做出将会出庭受审的保证之后，阿普尔鲍姆于当天下午获释。次日，他在市政厅宣读了简短的辞职声明：“我将尽一切努力证明，那些针对我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希望各位理解，我要将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捍卫我和我的家庭的努力当中，这便是我辞去市长职务的原因。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他以辞职的方式，主动回应了公众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市民相信他的清廉，期待法庭还他清白。

 

 

对腐败的“零容忍”

 

　　对于任何一位担任公职的人而言，无论是遭到贪腐的指控，还是陷入贪腐的丑闻，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对于腐败，蒙特利尔市民的态度是“零容忍”，而“零容忍”的背后，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公权力来源于公众，拥有和行使公权力，是公众赋予的结果，是公众委以的重任，它承载了公众的信任与期待。因此，恪尽职守、为公众福祉服务，是公职人员的本分。

 

　　然而，所谓“腐败”，就是通过滥用公权来牟取私利，将本应为公众福祉服务的“公器”变成了“私用”的工具。这极大地挑战着公众对于公职人员角色的理解，也极大地辜负了公众的信任，伤害了公众的感情。

 

　　腐败之“恶”，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前言”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腐败是一种隐患，对社会造成广泛的腐蚀性影响。腐败损害民主和法治，导致侵犯人权，扭曲市场，破坏生活质量，并且允许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泛滥”。

 

　　然而，仅仅意识到腐败之恶，拥有“零容忍”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腐败，最有效的防治之道就是让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让权力的运作“透明化”。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需要“透明”？或者说，为什么“透明”值得追求？

 

　　首先，要求政府“透明”、要求监督政府与公职人员，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而且是公民实践民主、实现自我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公权力的运作是隐秘的，那么公民参与政治实践不过是一种想象，而并非真实的存在。

 

　　其次，从结果意义上说，如果公权力的运行是隐秘的，或者说，公众没有渠道获取公权力运行的信息，那么公职人员就很容易借机进行“权力寻租”，从而导致腐败的发生。只有当权力运行“透明化”，公职人员“公器私用”才会障碍重重，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自然就会降低。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个监察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95年起，就世界各国的腐败状况，每年发布“贪污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评估与排名。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所有176个国家和地区中，加拿大位列第九，而这也是加拿大连续第六年，位居排行榜前十。可以说，加拿大在反贪腐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所言，“要杜绝腐败，政府部门就必须更透明，舍此别无他法”，而“透明”则是加拿大反贪腐方面，最显著的特点。

 

　　1983年7月1日，加拿大《信息获取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生效。这部法律作为加拿大联邦保障信息自由的基础性法律，赋予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目的就是，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政府。《信息获取法》规定，联邦政府档案记录中所登载的信息，除法律明确免于公开的之外，都应当向公众提供。这些档案记录的形式多样，包括书籍、信件、备忘录、计划、地图、胶卷、照片、微缩胶片、录音带等。

 

　　根据法律的要求，加拿大政府部门通过网站等公共平台，将不涉密的公共事务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努力打造透明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当“透明化”的要求成为法律的规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不再只是人们追求的理想，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公民权利与政府义务。

 

　　自2004年起，政府网站上会公布政府官员的开支明细，只要登录网站，就可以了解有关的信息。比如，轻轻点击鼠标，你便可以了解到加拿大驻外国大使支出的哪怕一顿早餐的详情，其中包括时间、嘉宾人数、地点和费用。

 

　　除了政府以外，非政府组织也是打造透明政府、防治腐败，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加拿大全国，共有近二十万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不少从事反腐败研究或实践的非政府组织，包括著名的“透明国际加拿大”（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anada）、加拿大伦理与公司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Ethics and Corporate Policy）等。透明国际加拿大是透明国际组织的加拿大分部，它的研究与实践重点在于，加强廉政的制度建设、进行立法建议和规划制定、密切反腐合作等。

 

　　制度与文化是相互促进的。在一个社会中，倡导“信息公开”、强调打造“透明政府”、让社会对待“腐败”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反贪腐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公众意识到“透明”的极端重要性，就会自觉参与到“透明化”的进程当中，参与到公众监督当中。当个别存有侥幸心理的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牟取私利，就有可能被发现，而一旦被发现就会身败名裂，也会接受司法的公正裁决。

 

　　现如今，腐败为加拿大社会所不齿，没有任何公民会接受任何程度的腐败。只要公职人员有腐败的迹象，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或调查。蒙特利尔市长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如何将反腐败纳入到法制的轨道，采纳科学而完善的制度预防和惩治腐败，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任何人在拥有权力的时候，其人性中贪婪的一面，不免会诱导自己恣意妄为。因而，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有可能让权力真正为公。

 

　　2012年3月22日，一位多伦多市民Paul Magder认为市长罗布·福特（Rob Ford）违反《市政利益冲突法》（Municipal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而将其告上法庭。其实，福特市长的“利益冲突”事件，要追溯到2010年。那时，福特担任多伦多市市议员。市政府廉政专员发现，他用了印有办公室抬头的信纸和其他市政资源，为自己的橄榄球基金会募捐。在一次会议上，廉政专员指出福特的错误，并命令他赔偿筹集到的3150加元。这笔钱已经投入到球队，福特需要自掏腰包，但他拒绝认错并拒绝执行这项赔偿。之后，廉政专员在发出了总计6次的催款通知后，决定将此事提交市议会。这时，已经当选市长的他，继续为自己辩护，并参与市议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否决了廉政专员要求他赔款的动议。

 

　　事件到了这里似乎告一段落。不料，在2012年3月，这位多伦多市民将福特市长告上法庭，指控福特违反了《市政利益冲突法》当中的规定，即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在某项议题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不得发表意见或投票，而福特则在两次会议上都为自己投票，Paul Magder认为，这是“明知故犯”。在长达24页的法庭判决书中，法官Charles Hackland认为，福特市长违反了《市政利益冲突法》，并且剥夺他担任市长的资格。然而，面对法庭的判决，福特市长公开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服输，要为保住市长的职位、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奋斗到底。

 

　　2013年1月，福特市长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幸运的是，他免于被剥夺市长资格的命运。面对高院的裁定，多伦多市民Paul Magder表示自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律师以“福特触犯利益冲突，却仍然容许他继续担任市长一职，将引发法律问题”为由，要求加拿大最高法院接纳其上诉申请。但是，福特的辩护律师则以“安省高院上诉庭的判决，并不引起任何对公众或对全国重要的法律问题”为由反驳，促请最高法院不接受这份上诉。最新的消息是，在2013年6月20日上午，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不受理福特涉嫌利益冲突的案件”。

 

　　或许，福特的“利益冲突事件”远未终结，但是这长久以来的质疑与回应，基于法律的交锋，不仅生动地反映着“利益冲突”制度的运行，而且时刻提醒着公职人员要合法、谨慎行事，一心为公。

 

　　其实，所谓“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涉及不同方面相同的利益时，向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士做出偏袒或优待的不当行为”。有效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利益，促进廉能政治、遏制贪污腐败和不当利益输送，是一个社会反腐败制度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一个人担任公职，事实上可能存在“双重利益”，其一是“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其二是“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而这二者很有可能存在冲突。一旦出现冲突，就很有可能发生腐败。因此，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将“防止利益冲突”，作为重要的预防腐败的前瞻性制度。

 

　　2007年7月生效的《利益冲突法》是加拿大联邦规制“利益冲突”的基础性法律。其中，“财产申报”是《利益冲突法》当中规定的一环。所有公职人员必须申报的财产包括：所持有的公开上市的企业、外国政府的证券；独资企业、私人公司等股份；信托财产；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承担的担保或无担保的贷款等。按照规定，公职人员任职60日内，要向利益冲突和道德专员提交“机密报告”，报告自己的财产。除此之外，还有“资产处理制度”、“离职之后的行为限制制度”以及“利益回避制度”等。

 

　　毫无疑问，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对腐败完全免疫，加拿大也不例外。这次蒙特利尔市市长的丑闻，再次提醒着我们：在反贪腐的路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学习者，也都是探索者。现有的制度总不会那么完美，反贪腐的斗争也永远不会一劳永逸。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