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充满偶然。然而，正是这些生命的“闯入者”，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我的生命。我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在蒙特利尔的课堂，教外国人学中文。然而，它却意外地闯入我的生命，长达一年半之久。

2014年的夏天，一位移民朋友鼓励我应聘“蒙城中华语文学校”的对外汉语教职。起初，我有些不以为意。这些年，“漫天要价”的语言机构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语言班更是流于形式。朋友了解我的顾虑之后对我说，这是蒙特利尔唯一一所能够历经近三十年的华语学校。学校里的中文课，不仅包含多个级别的对外汉语课程，而且还有针对不同级别华裔小孩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班级。朋友的解释，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当我了解到外国人中文班一年的学费仅有210加元时，我对这所学校肃然起敬。

很幸运，2014年的8月，我顺利通过了学校的面试。2014年9月，我接下“对外汉语会话深造班”，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走上了法律人教中文的“跨界之路”。

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纽约的求学让他懂得：要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然后全力以赴。教外国人学中文是我的兴趣所在，挑战自我、尝试跨界是我的本性使然。但是，对我而言，什么是对外汉语的“最高标准”？怎样做一位称职的对外汉语教师？这两个发问并不容易回答。既然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就需要给自己一个交待，也需要给我的学生完全不同的课堂体验。

尝试“跨界”的人，通常并不缺乏信心和勇气。起初，我同样信心满满。一方面，我相信自己的中文和外语水平，可以弥合学生由于语言切换带来的理解障碍；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自己具备将问题阐述清晰的能力。 然而，随着教学的深入，起初的新奇和兴奋被苦恼和审慎取而代之。

首先，怎样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文？对于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我而言，说中文似乎再简单不过。但是，面对外国学生，难点不在于教会他们表达，而在于以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阐述清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对于中文本身深刻而准确地把握。

为了更好地教学，我在网络上搜索资源。找到了Chaofen Sun教授的书Chin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恶补中文。我还找到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刘美君老师的开放课程，逐课学习。刘美君老师的课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形式”与“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语法正是给予二者以联结，那么什么是中文的“形式”和“功能”？在我的班级，学生的母语大多是法语和英语，中文的“形式”与“功能”与法语、英语又有什么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学生无法或者难以准确表达。

中文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很多细微之处都隐藏着玄机。比如，“看”与“看见”，“听”与“听到”不是一回事。再比如，“我高兴死了”、“我担心死你了”，在这里“死”的功能。又比如，恼人不休的“了”和“过”。“他上个月去了北京”和“他上个月去过北京”有怎样的区别？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学中文的外国人来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困惑。

其次，如何找到一本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是对外汉语的经典教材之一。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可以明白教材上的文章意思，理解文章中出现的语法点，懂得一些文化常识。比如，他们可以明白“把字句”的结构，可以通过学习“入乡随俗”，了解一些中国各地的习俗。但是，如果他们来到中国旅游、学习或者工作，教材上的内容却派不上用场。

如果外国学生不可以用中文实现基本的场景化沟通、理解，即便学再多的语法规则，都无济于事。呆板的教材、语法导向的练习模式，制约着语言学习最基本目标的实现。就这样，我开始寻找场景化、主题化、以沟通交流为目标的对外汉语教材。最终，我发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验汉语》系列。这套教材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样化主题下极强的功能性。

从2014年9月到20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我接了两个不同的“对外汉语会话深造班”。我的学生里，有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有从法国来此工作定居的法国人，有历尽艰险从越南、柬埔寨来到魁北克的难民，有出生在墨西哥来到蒙特利尔工作的华裔，也有因为工作原因穿梭在中加之间的生意人。多元的背景，丰富的阅历，让我的课堂充满生气，也充满思想的激荡。

这一年多来，课堂上设置了许多有趣的辩题，举办了多次的辩论会。比如，“魁北克应该独立吗？”、“孩子应该去私立学校吗？”、“大学教育应该免费吗？”、“加拿大应该接收难民吗？”、“中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吗？”等等。

 这一年多来，我们一起观看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归来》，希望学生们了解那些荒诞却真实的过去。我们一起观看令人惊艳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希望他们发现足以让他们垂涎欲滴美食背后的文化奇观、冷暖人生。在柴静的《穹顶之下》引爆网络的时候，我们谈论雾霾和环保。在学习“婚姻”主题时候，“小三”、“剩女”这样的新词同样会出现在我的课堂当中。但是，不止于此。我们会一起讨论“剩女”是不是一个涉嫌“冒犯”的词汇，我会向他们讲述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与行动，希望他们发现一个立体的中国。

这一年多来，学生们的表现令人惊艳。在课上，一位学生将蒲松龄的《画皮》娓娓道来；一位学生讲述了，在唐人街的小卖店里，他说“要水饺”被老板听成了“要睡觉”的趣事；一位学生分享了她曾经前往广西村寨走访，捐助少数民族女童的感人故事。

 一年半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每每抛出一个又一个有趣又不易回答的问题。一次，一位学生曾经提问，中国人常说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是“五千年”？当问题的专业性超出了我可以回答的范畴，我便会请教专家。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下课后，发了微博，旋即引发热烈讨论。“澎湃新闻”还就此采访中国的史学学者，发表文章《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吗？》，回答学生的疑惑。

又一个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此时，初入教职的新鲜与兴奋早已远去，初期的苦恼与审慎也不复存在。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作为一名教师，保持开放的心，去学习、去倾听、去反省。

如何通过我的教学让外国学生可以恰当地运用中文，如何激发他们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兴趣，又如何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立体的当代中国？我相信这些问题会伴随我教学的始终。很幸运，我能够与我的学生们一起探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