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难在哪儿？

——评卡思卡特《电车难题》

冉夷侨

 

一辆失控的电车向前行驶。不料，有五个人卡在轨道上。这时，你恰巧在不远处，身旁有一个岔道扳手。如果你挪动扳手，电车将被切换到侧道。然而，也有一个人正巧卡在侧道上。面对这个情景，你会怎样做？是不管不问，任凭电车径直开去，让五个人惨遭横祸，还是选择挪动扳手，以一个人的牺牲，挽救五个人的生命？

 

面对这个情景，琼斯女士选择了后者。她挪动扳手，将电车引向侧道，以法利先生一人的死亡，换来了其余五人的幸免于难。由于“非凡的机智和勇气”，琼斯女士获得了市长特别颁发的“见义勇为奖”。然而，伴随着夸奖与荣誉，一项刑事指控却突然其来。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成了检方公诉的对象。究竟如何看待琼斯女士的行为，她是挽救五个生命的“英雄”，还是杀死法利先生的“罪犯”，一时间不仅成为控辩双方激辩的重点，也成为全民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

 

此刻，或许你正为琼斯女士捏一把汗，或许你在为法利先生的死鸣不平。然而，我们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因为它并未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这是托马斯•卡思卡特（Thomas Cathcart）在《电车困境》一书中拟制出来的案例。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译者朱沉之的共同努力，这本书的中译本已于2014年6月问世。

 

本书作者卡思卡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神学。他与卡莱恩（Dan Klein）合著的《柏拉图和鸭嘴兽走进一间酒吧》（Plato and a Platypus Walk into a Bar），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行列，也让卡思卡特为人所知。

 

新书《电车困境》延续了《柏拉图和鸭嘴兽走进一间酒吧》轻松、易读的风格。作者卡思卡特通过精心构思一次审判，将哲学领域恼人不休的思想实验，通过检察官、法官、被告、受害人家属、陪审团、律师以及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公众的表态与意见，将彼此不同的观点以及坚持的理由，成就了一次全民大讨论。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可以让我们领略思维的激烈碰撞，以及一个哲学难题是如何变得让一般读者倍感亲切并且充满趣味的。作者在恰当的地方，将哲学家和哲学论述巧妙地托出，既不会给一般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又可以让读者体会到这些哲学思想是如何从现实的困境与需要中生成出来的。我认同《纽约时报书评》的评价，这本书确实“文笔从容、条理明晰、内容精简”，也正因为这样，它具备了成为畅销书的潜质。

 

作为一本写给普通公众的书籍，卡思卡特注定不可能进行深度讨论。然而，在这本书里，作者借助不同身份人物的不同陈述，触及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我希望就电车难题与思想实验、道德哲学的讨论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确定性这三方面的问题，分享一些看法。

 

思想实验有用吗？

“电车难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如此花样迭出的各种版本，都是哲学家为了进行“思想实验”而精心设计的。然而，不少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如果哲学家讨论的问题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要创造这些毫无真实性可言的“思想实验”？在《电车难题》一书中，读者会看到“人卡在轨道上”、“推下大胖子可以使电车停下”这些假设，并且很自然地会觉得，这些情景太过极端，没有现实中发生的可能。那么，对这样的情景进行分析，我们究竟可以收获什么？

 

电车难题正是道德哲学领域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它来源于已故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教授。生于1920年的富特教授，和许多与她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伦理观念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当她初入牛津大学任教的1947年，“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在牛津学术圈大行其道。在主观主义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objective moral truth），道德判断不过是个人偏好的表达。然而，富特教授反对这个立场。在她看来，道德判断绝不是个人偏好的表达，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原则进行有力辩护的。在1967年，她发表了一篇名为《堕胎问题和双重效果论》（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的文章。其中，富特教授借助这个思想实验发问，为了挽救处在死亡边缘的五个人，一个医生能否杀死一个人从而进行器官移植？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五个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是富特依旧认为这样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

 

“双重效果论”（the Double Effect）区分了“故意伤害”（Intended harm）和“可预见性伤害”（foreseen harms）。其中，故意伤害在道德上是“不容许的”（impermissible），而可预见性伤害则是“容许的”（permissible）。为了对“故意效果”与“可预见的效果”进行有效区分，富特教授引入了大量假设的困境，而电车难题正是其中之一。“双重效果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挪动扳手”是“正确”的。因为，当看到电车向五个人疾驰而去时，“挪动扳手”的行为并不是“故意”杀死某个人。对于处在另外轨道上的那一个人而言，他的命运虽然是死亡，但是这是一种道德上可被允许的“可预见性伤害”。

 

麻省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在富特教授电车难题版本的基础上，创造了另一个版本的电车难题。通常，我们称之为“人行桥难题”。简而言之，人行桥难题是说，当你站在人行天桥上，看到远处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你的方向行驶。如果想要挽救同样卡在轨道上的五个人，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站立在你身旁欣赏风景的胖子推下去，以他的死亡，换取五个人的生还。在这里，哲学家会问，“推一个胖子”与“扳动岔道扳手”相比，结果同样是“牺牲一个，挽救五个”，它们有区别吗？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汤姆森教授看来，与那些已经处于“不幸”（卡在轨道上）的五个人不同，这位胖子具有“不被杀害”的“权利”。对于旁观者而言，虽然他可以正当地寻求让损失减到最低的办法。但是，推下一个“无辜者”，让“无辜者受死”则是不道德的。康德说，“人不可以被仅仅当成手段”，如果人行桥上的胖子仅仅被当作“工具”对待，用推下他换取其他五人的生还，那么这就是把人当作工具的“错误”行为。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思想实验绝对不是哲学家的“无聊作祟”或者“异想天开”。它的作用在于，有效地去除繁复生活的表象，专注于难题本身，把握问题的本质。

 

如何讨论道德哲学

在卡思卡特《电车困境》当一书中，有一个名为“正义的闹剧”的章节。在这个部分，卡思卡特拟制了一份专注于人类行为的《快捷心理学》杂志，并且呈现了欧文•瓦滕伯格博士就电车困境进行的分析。瓦滕伯格博士开宗明义，“这场争论暴露出一个不幸的事实：双方都没有理解道德判断的科学依据。”

 

传统上，电车困境是哲学圈的经典难题。然而，近些年以来，无论是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还是神经学家，都纷纷参与到这个难题的讨论当中。不夸张地说，跨学科的研究互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道德哲学的讨论方式，也提供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思考视角。作为一本大众读物，《电车困境》不可能也不必要承担关于道德哲学讨论方式转变的叙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或许读者会好奇，究竟认知会怎样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我在这里做一点说明。根据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研究，我们的直觉敏感于“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所谓框架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两位研究者发现，尽管得失的期望值相同，但是人们会因为提问方式所呈现出的“获利”或“受损”情形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决定。

 

比如，如果告诉即将进行手术的人，手术三年后，活着的概率是85%，那么患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好”手术；如果告诉她，手术三年后，死亡的概率是15%，那么患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坏”手术。然而，事实上，这种叙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不同而已。但是，就是由于这样不同的表达，人们倾向于形成不同的认知感受，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人们通常会依赖“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所谓拇指规则，又称经验法则，或是启发法（heuristics）。无论称谓如何不同，它们指向的都是，单凭经验来做决定的方法。Daniel Kahneman的研究指出，拇指规则或启发法是与所谓的“快思考”（Fast thinking）联系在一起的，而“慢思考”（Slow thinking）通常是避免拇指规则的审慎深思（deliberative thinking）。

 

举例而言，当 “希望工程”海报上可怜的孩子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个孩子处于困境之中，甚至可以想象出她遭遇的种种困苦。但是，当158乘以25的运算摆在你的面前时，恐怕你会想拿起笔，按部就班地进行乘法运算，或者找一个计算器，让它帮助你。通过以上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出“快思考”与“慢思考”的差别。

 

其实，与上面所说的情形一样，在面对电车难题和人行桥难题时，人们的“直觉”同样会受到许多认知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做出道德判断。比如，张三看了很久的搞笑剧，李四看了很久的历史纪录片，在这个时候，将同样的伦理困境呈现在他们两人面前，两人的反应会大不相同。再比如，如果改变伦理困境的提问次序，先提出人行桥难题，再提出电车难题，人们则会倾向于不再坚决地“挪动扳手”。

 

面对电车难题和人行桥难题，人们的“大脑”是如何展开活动的，是否存在不同反应？哈佛大学的Joshua Greene教授正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2013年，她的研究成书Moral Tribes: Emothions,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他的基本立场是，比起电车难题，人们在面对人行桥难题时，大脑情感活动区的反应更加剧烈。换句话说，当人们面对人行桥难题时，与情感有关的大脑活动区运转更活跃。更有研究显示，大脑中情感活动的部分与某些道德义务所产生的感受紧密关联。

 

在《电车难题》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人士的慷慨陈词，包括“如今我们有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就没有道德哲学”这样的表达，或许读者可以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作者卡思卡特会设置这些角色，并且呈现如此多样的声音？在我看来，这与如何看待并且讨论道德哲学这个重要议题息息相关。

 

司法裁判与确定性

在《电车难题》一书中，卡思卡特拟制了一个“全民民意法庭”的机构。这个机构“享有本国其他一切法庭所没有的特殊地位”，是“本国最高法庭”。在这本书里，控辩双方都进行了举证，并且援引了“先例”，试图带给读者营造一种真实、激烈的场景。

 

然而，特鲁沃西法官提到，“你们需要作出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决定。在全民民意法庭中，你们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用塔罗牌占卜或者丢骰子决定。”看到这里，一些读者朋友会感慨司法裁判的任意性。或许，也会有读者认为，这不过是拟制案例，无需认真。恰恰相反，这里有值得读者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在美国法理学学者布莱恩•比克斯（Brian Bix）的《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一书当中提到，一位美国法官曾通过抛硬币的方式作出判决。反对抛硬币判案者会给出如下两个理由：其一，判决应当严肃，而不应当随意，抛硬币判案过于随意，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理由；其二，抛硬币判案太没有确定性，而我们都很喜欢并且希望追求一种确定性。然而，在一些高度疑难的案件当中，或许不只是有一个正确答案，而且多个正确答案之间属于不同价值，而又无法进行先后优劣的排序，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裁判究竟该向何处去？（参见范立波：《抛硬币判案合法吗？》）

 

事实上，司法裁判的本质要求法官“做决定”，而在面对高度疑难的案件时，法官遭遇到的困境可能无法让法官进行有效的权衡。这个时候，抛硬币的方法显得可笑，但却坦率。因此，结合上面的分析，或许我们会意识到，特鲁沃西法官的这句话，其实并不那么无厘头。

 

答案在哪里？

如果阅读《电车难题》是为了追求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恐怕你会失望不已。事实上，我们无从得知全民民意法庭最终的判决结果，也无从知道作者的立场究竟如何。然而，读完本书，你就会明白，作者并未“选边站队”，也并不希望给出答案。作者真正希望的是，尽量多地为读者呈现不同的观点与理由。

 

在这里，作者借由圣母大学一位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发表的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以及年轻人缺乏对于道德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这个强调包容不同观点、理解不同社群的社会当中，对于道德问题进行有效思考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提起电车难题等道德问题，不少人简单地以为，它们不具有现实意义，不过是哲学家书斋里的学问，根本不接地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在《电车难题》一书的“后记”，也简单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通过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抓住问题的关键，切入问题的核心，并且借助“理由”与“论证”，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其实，深入地探讨电车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现实政治社会当中的道德难题。比如，在暴力犯罪发生之后，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全，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已经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严刑拷打”？为了惩治犯罪，“极刑”制度是不是应当存在？政府“管制”的道德边界在哪里？一个国家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另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发动战争，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他国百姓？有没有客观性的道德真理？道德运气为何物，是否可以分配？在道德难题之外，在法律方面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刑法上的“故意”概念如何进行界定，阻却违法性的理由可以有哪些？

 

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作为一种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可以给我们带来启示，也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对于道德问题，我们不应该想当然，而是应该认认真真地对待，并且借此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更好地应对这个世界上诸多的道德难题。就像《电车难题》结尾，卡思卡特告诉我们的那样，“说出理由”。

 

 

 

（冉夷侨，蒙特利尔大学法学硕士，微思客WeThinker团队总编。）

 

*注：本文删节版，以《电车难题蕴含的道德哲学》发表在2014年8月20日的《法制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