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一些城市相继出台房屋“限购令”。然而，结果是，不但房价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离婚、复婚率反而大幅提高。原来，这是许多夫妻为了规避政策给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选择了“先离婚再复婚”的“趋利避害”之举。

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不禁要问，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法律规则的改变，可能导致人们行为发生哪些改变？法律是不是可以又如何才能达到立法者所期待的特定目标？法官在做出法律裁判时，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根据某种法律解释推理而成，还是纯粹的个人立场与偏好？

面对上述问题，“法学圈”内部的“法言法语”似乎不够充分，而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互动，使得对于以上难题的讨论，变得更富有包容性。不同领域学者的有效参与，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与分析方式。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重新认识人类行为、法律等复杂问题的新视角。其中，经济学与法学的跨学科互动，正是最为夺目的互动之一。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方兴未艾。它利用社会、认知和情感的因素，来研究个人、团体形成经济决策的背后原因，并且试图追问市场运作与公共选择的方式。

将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在法律之上，就激荡出了法律经济学的崭新领域：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于：“真实的”而非“假设的”人的行为。

传统的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告诉我们，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很难盲从，而是根据“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生产者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我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然而，“理性人”假设一直备受批评。其中，一种尖锐的批评认为，它对于“人”的理解过于“狭隘”。它的关注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假设的”人。

什么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其一，理性有限；第二，毅力有限；第三，自利有限。

首先，理性有限。Herbert Simon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并非无穷”。想象一下，在准备去超市大采购之前，不少人会开列一个清单，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所需采购的商品。这说明，我们不仅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记忆力有限），还可以对于自己局限采取一些行动（开具购物清单）。因此，如果说理性是充分、完整的，恐怕不是对于“真实的”人所做的描述。

再想象一下，一段时间内连续发生空难，新闻媒体对这一系列的空难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是不是我们身边会有一些人因此做出“判断”：坐飞机容易出事故？是不是会有一些朋友在会根据这种“判断”，尽可能避免搭乘飞机？

我们常常会根据自身的“经验”获得“启发”、进行推理、做出判断。DaniealKahneman 和 Amos Tversky的研究显示，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时，我们常常会“回想”类似的事件或类似的例子来进行“估计”，但是它往往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结论。

第二，毅力有限，即“人们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有悖于长远利益，但是还是经常会这样做。”比如，大多数希望减肥的人都知道，吃大量甜食对减肥计划有害无益，但是总还是禁不住美味的诱惑。当然，人们还是会意识到自己的“毅力有限”，并且能够采取一些行动。比如，希望减肥的人会参加“瘦身俱乐部”，形成更好的减肥“微环境”，或许还会邀请几位家人或朋友监督，制定一些惩罚措施。

第三，自利有限。理性人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会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事实上，在真实的世界，我们在一些时候会关注到他人，考虑到他人的利益。

比如，在市场调节下，我们也会关心自己与他人是否“应得”、“互惠”，是否彼此给予了“公正的对待”。换句话说，传统的经济学虽然为利他主义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但是这种利他主义的版本过于简单。

在行为经济学看来，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涉及互惠与公平的情况。Rabin的理论研究指出，人们对于以下事物具有偏好：（1）事关自己的物质回报；（2）事关熟人的利益；（3）事关自己的声誉；（4）事关自己愿意成为怎样的人；（5）处于危机时陌生人的利益。

按照行为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Cass Sunstein的研究，建立在对真实的人所做行为的观察与分析，行为法律经济学有着怎样的任务？

其一，在实证方面，行为法律经济学试图解释法律的效果（effect）与内容（content）。比如，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human behavior）；当法律规则发生改变时，个体有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

其二，法律如何才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对社会不可接受行为的调整。比如，某些法律如何达到控制犯罪、控制污染等特定目标？

第三，在规范性任务方面，行为法律经济学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评价法律体系的目标。因为，在传统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整个法律体系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祉”（social welfare）。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法律体系的目标则更加复杂。

像其他研究路数一样，对于法律进行“行为经济学”分析同样遭到了许多质疑与批评。然而，我们或许需要清楚，任何研究方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边界。任何夸大与贬低，都是不智慧的表现。

当“行为经济学”遇上“法律”，究竟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跨学科的互动又能结出怎样的硕果，或许我们可以拥有一份期待，并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参考文献：

Christine Jolls, Cass R.Sunstein Follow & Richard Thale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汪丁丁：《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

（本文应微思客WeThinker“思法”版块编辑之邀而作，原刊于微思客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特此说明。）